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演变路径：“敌友”和“文明”的视角

——从三国时代到朝鲜王朝

从三国时代到李氏朝鲜王朝，朝鲜半岛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政权兴亡。在每一个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均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一定认知，这种认知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对外观念”。本文聚焦于国际政治学层面的对外观念，试图以“敌友”观和“文明”观为线索对该时期朝鲜半岛国家的对外观念进行梳理。

01

“敌友”观和“文明”观

如果从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国家的对外观念，那么“敌友”观和“文明”观往往是最重要的分析维度。

首先看“敌友”观。对国际政治现象的观察使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常识性判断，那就是“安全”通常是一个国家的首要关切，确定“敌人”和“朋友”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国际政治学中的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具有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特征，国家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通过“自助”（self-help）的方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和生存竞争。敌人的存在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与之相对，就要找到共同应对威胁的“朋友”。

找到朋友，共同对付敌人固然是“敌友”观的要义，但“敌友”观的视角绝不仅限于“敌人”和“朋友”这两种极端形态。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多种形态，既有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有基于国家间实力对比的“隐性”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化的等级秩序（如朝贡体系）。国家间的互动方式也不仅仅是与敌人“对抗”和与朋友“结盟”，还有与对手的“竞争”和与伙伴的“合作”等。此外在等级秩序中，还存在着上级国家（如宗主国）与下级国家（如藩属国）之间的“控制”和“依从”关系。在这种多样化的国际社会中，“敌友”观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判断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从而赋予其“敌人”、“竞争对手”、“伙伴”、“朋友”等不同的身份，其聚焦点在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等最基本的利益关切，因此它具有高度的现实性。

其次看“文明”观。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国家并不总是理性的，除了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现实利益以外，国家的行为往往受到“思想观念”的强大影响。在从古至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文明”一直是“观念”因素的集中体现之一。在欧洲和西亚，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互敌视了上千年，而在东亚，“华夷有别”的文明观也在19世纪以前占据着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决。文明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冷战结束后再次引起关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与之相对的“文明对话论”兴起，而“9.11”恐怖袭击更是让人们看到了“文明冲突”成为思维定式的危险。从古至今，对“文明”的理解可以说一直是人与人之间划分阵营的重要尺度。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提出的8种文明分布图

文明观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普世主义的文明观，即以某种文化体系作为文明的绝对标准，以“文明”和“非文明”来区分世界。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文明观，一般表现为对异质文明的高度警惕和敌意。如果说普世主义的文明观强调的是文明的“优劣”，那么相对主义的文明观则强调文明的“差异”。以“华夏”和“化外之邦”的区别为内核的“华夷”观念更多是体现了普世主义的文明观，而当下的“文明冲突”论更多是体现了相对主义的文明观。当然，这两种文明观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优劣”是以“差异”为基础的，而“差异”本身伴随着“优劣”意识。

“敌友”观和“文明”观在多数国家的对外观念变迁中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在朝鲜半岛，两者的作用更是主导性的。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缘环境纷繁复杂，是一个既充满危机也充满机遇的地区，这种环境孕育了丰富的敌友观念。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也受到了文明观的深刻影响，其对华夷秩序的接纳程度超过了中国周边的任何国家。正如费正清编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观点，朝鲜人可能是在非汉族系国家中唯一“诚心”接受中华秩序的案例。因此，敌友观和文明观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影响可以作为理解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变迁的基本线索。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这两个要素来分析“日韩合并”之前朝鲜半岛每个时期的对外观念。

02

从三国到统一新罗：敌友观的主导地位和文明观的萌芽

从公元前后到公元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在朝鲜半岛和现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共同生存和发展了将近七百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包括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国家之间攻伐不断，虽然朝贡和册封日益频繁，但制度化的朝贡体系远未成熟。这种环境塑造了以“敌友”观为主导的对外观念。与此同时，东亚儒家文化圈逐渐形成，从而在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中注入了“文明”的要素。

成书于高丽王朝中期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重要史料，这两部史学著作也使“三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单元固化下来，后世也自然而然地将三国视为一个整体。不过从目前的史料上看，很难证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其共存的将近七百年时间里具有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对于三国中的任何一国而言，另外两个国家都属于外国，是“对外观念”的涉及范围。三国之间的战争被后人视为“统一战争”，但如果还原三国的实际意图，就会发现三国并非将彼此视为统一的对象，而是需要消灭的敌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与唐朝联手消灭高句丽1年后的公元669年，新罗文武王会群臣下教曰：“…欲平定两国，永无战闘，雪累代之深雠，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髙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新罗国王对高句丽和百济使用了“平定”、“灭”、“敌”等用语，这样的用语在《三国史记》的其他部分也不难找到。考虑到《三国史记》的编着目的本身就是构筑“一统三国”的历史观，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国间的实际敌意甚至比《三国史记》的字面表现还要严重。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朝鲜半岛（公元5世纪）

实际上，首先将三国捆绑在一起叙述的是中国，而且是直到唐代才第一次出现类似的叙述。公元643年，唐太宗对新罗使臣说：“我实哀尔为二国所侵，所以频遣使人，和尔三国。”这是三国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文本中。更明确的表述出现在651年，唐高宗劝百济的义慈王终止与新罗的战争，说“海东三国，开基日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近代已来，遂构嫌隙，战争交起，略无宁歳”。新罗实际上是从唐朝接受了“三国”之说，但第一次出现“一统三国”的表述已经是高句丽灭亡数年之后的公元671年。此后，唐与新罗就武烈王金春秋使用“太宗”庙号一事出现争执，唐谴责作为“海外小国”的新罗“有太宗之号以僭天子之名”，而新罗则主张金春秋在金庾信的帮助下实现了“一统三国”，因此可以使用“太宗”之号。可见此时新罗已经开始把“一统三国”作为与中原王朝的“一统天下”相对应的概念来使用，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和自主性。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原本相互敌视的三个独立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叙述中逐渐成为一个向往“统一”的整体，三国之间以消灭和吞并为目标的战争也被后人视为“统一战争”。

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的政权是三国在朝鲜半岛之外的主要交往对象。倭基本上被三国视为对等的行为体，其中百济和倭的关系尤为密切。通过频繁的王族交往和联姻，百济和倭建立起了持续200年以上的非常稳定的联盟关系，有韩国学者甚至认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国际关系名言并不适用于百济和倭的关系。而对中国大陆的统一王朝以及分裂状态中的强势政权，三国也初步建立起了册封·朝贡的关系，“以小事大”的观念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中，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小国”的自我认同以及“僻在海隅”、“立国东极”等边缘意识。在三国之中最晚进入全盛期的新罗甚至在高句丽和百济面前也表现出了小国心态。这种“僻在海隅”的“小国”意识作为朝鲜半岛国家的自我认同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从7世纪开始，新罗与唐朝的朝贡·册封关系愈发常态化和体系化。新罗累计向唐朝派遣贺正使、谢恩使、告陈使、奏请使等多种形式的遣唐使共计170多次。唐朝对新罗国王的册封从公元624年对真平王的册封开始，一直维持到唐朝灭亡为止。不仅是新罗的国王，连王妃、王母也得到了册封，官员也获得了唐朝的官爵。新罗的“事大”外交可谓渐入佳境，在以唐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正如《三国遗事》中的记载，新罗“乃以真德王三年己酉(649年)始服中朝衣冠，明年庚戌，又奉正朔，始行永徽号，自后每有朝觐，列在上蕃…”

新罗不仅成为了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而且在其对外观念中开始出现“文明”要素，这一要素是以“君子国”的自我认同作为典型特征的。新罗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学习是卓有成效的，这一点获得了唐王朝的认可，因此早在648年，唐太宗就对新罗做出“诚君子之国也”的评价。到了唐玄宗时代，新罗的君子国形象更是成为了某种共识。正如公元738年唐玄宗所言，“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新罗自身也非常珍视君子国的形象。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文人经常用“君子之国”、“君子之乡”、“仁域”、“仁方”等用语指代新罗。“君子国”的文化自豪感为后来的“小中华”意识打下了基础。

总的来看，在三国及统一新罗的对外观念中，“敌友”观占据着主导地位。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根据实力和形势的变化进行着彼此间的攻伐和结盟，这种关系也扩展到了三国与中国大陆及倭的关系中。这一时期，随着朝贡·册封制度的机制化，朝鲜半岛国家的事大外交开始逐渐成型，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小国”的自我认同，并把“以小事大”视为理所当然。当然，这时的“事大”更多是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国家生存诉求做出的务实选择，而不是出于对华夏“文明”的认同。通过朝贡和册封表现出来的事大是大国和小国之间调节权力关系，从而保障双边安全的机制。通过朝贡册封，中原国家可以用较低的代价构筑国际安全体系，而对于朝鲜半岛的国家而言，它是保障国家安全及政权安全的有效机制。事大既是中华帝国的秩序原理也是小国保障自主的生存原理。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并不频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国的事大关系。

与此同时，“君子国”意识的兴起表明，此时的朝鲜半岛已经开始用“华”与“夷”的身份认同看待外部世界，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开始受到文明观的影响。尽管此时的文明观还不足以撼动务实的敌友观，但随着儒家思想的持续传入和发展，这种状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此外，在逐渐编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同时，新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在高句丽灭亡后，作为朝鲜半岛上仅存的独立国家，新罗展开了反对唐朝控制的斗争，并使唐与新罗的关系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新罗在此过程中构筑的“一统三国”的历史观表明，在中原王朝的“天下”之外，新罗还是想驾驭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下”。

03

高丽王朝：敌友观和文明观的并立

在经历后三国时代的短暂分裂以后，高丽王朝于公元936年完成了对新罗和后百济的吞并，实现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历史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在高丽王朝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大陆都处在分裂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朝贡体系的完整性。作为一种制度，朝贡体系在4世纪之后开始形成，经历南北朝后期和唐初，至7世纪初形成轮廓。唐朝灭亡之后，中国的北方领土依次由辽、金、元控制，相比于唐朝，这三个王朝与朝鲜半岛的朝贡关系带有一定的强压性质，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退化。这种外部环境决定了敌友观依然会在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高丽对宋朝的朝贡退居幕后，但对“华夏”的仰慕（“慕华”）成为风尚。“华夷”观念进一步加强，文明观在对外观念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开始与敌友观并立。

高丽王朝的文明观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在仰慕华夏的同时，它也试图和华夏保持一定距离。高丽太祖留下的遗训《训要十条》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太祖王建在《训要十条》的第4条中说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除了表现出对“禽兽之国”契丹的蔑视和“慕华”的倾向以外，王建也透露出不必事事与华夏“苟同”的自主意识。崔承老是在高丽推行儒家治国思想的关键人物，他在著名的《时务二十八条》中同样主张对“华夏之制”的取舍，称“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俗习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敎，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高丽王朝后期问世的史诗《帝王韵纪》（1287年）既伸张“小中华”意识，又强调朝鲜与“中朝”的区别，诗中写到：“辽东别有一乾坤，斗与中朝区以分。洪涛万顷围三面，于北有陵连如线。中方千里是朝鲜，江山形胜名敷天。耕田凿井礼义家，华人题作小中华。”不难看出，高丽王朝既对他们心中的普世文明“华夏”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想维持自身的独特性。

高丽（公元918-1392年）前期同时面对辽宋两大王朝

高丽王朝的历史观同样体现了两种思维的结合。高丽的立国之本无疑是高句丽继承意识，但到了高丽中期，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1145年）的时候突出了箕子和新罗继承意识。虽然金富轼并不是否定高句丽继承意识，但相比于高丽自身的传统，他更愿意通过箕子和新罗继承意识使高丽融入到以儒家思想为象征的普世文明中。在高丽的历史观建构中，箕子和檀君都作为文化的始祖得到了重视，但两者背后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关于箕子的记录在《尚书大传》、《史记》、《宋微子世家》、《后汉书》、《魏略》、《三国志》中依次继承，他被认为是教化朝鲜半岛的儒家文化始祖，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普世文明的象征。而檀君作为平壤周边的九月山、妙香山等地的具有神格的人物，与儒家文化相去甚远。这意味着，如果将檀君视为历史文化始祖，就意味着重视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如果把箕子视为始祖，则意味着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普世文化。高丽王朝流露出融入普世文明的强烈意愿，但同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特性。

随着华夷观念和小中华意识的深化，高丽王朝越来越多地以“华夏”和“蛮夷”、“禽兽”的视角看待外部世界。这种文明观使高丽在和辽、金、元确立事大关系时多了几分抵触情绪。但在中国大陆的力量中心多次发生转移的复杂形势下，高丽总体上还是贯彻了以务实的敌友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例如在和蒙元的关系中，虽然高丽在对蒙抗争的过程中从华夷观念出发将蒙元称为“鞑靼禽兽”和“鞑靼之顽种”，但随着元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确立强势地位，高丽很自然地将其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例如在《帝王韵纪》的《正统相传颂》中罗列了盘古以来的中国正统王朝，其中不仅有金国，而且也有“我皇”（元）。《帝王韵纪》还对“上国大元”的幅员广大和圣德不吝赞美。而高丽后期的文臣李齐贤甚至将元朝称为“圣元”。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无奈，但高丽还是和元朝建立了密切的联姻关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驸马国。这些事实说明，高丽王朝的“事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策略，并没有受到文明观的太多影响。

04

朝鲜王朝前期和中期：文明观的鼎盛期

从三国时代到朝鲜王朝中期，朝鲜半岛的华夷观念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到了朝鲜王朝中期，文明观在朝鲜半岛对外观念中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取代了敌友观的优势地位。

华夷观念的加强在高丽王朝的末期已经有所显现。随着朱子学的传入，以朱子学为社会改革理念的新进士大夫逐渐登上政治舞台。面对明清交替，郑梦舟、郑道传等新进士大夫积极主张背元向明，即使像李穑这样与元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旧派新进士大夫，尽管对于元朝的灭亡不无惋惜之情，但是也认为明朝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皇王之统，对此持欢迎态度。太祖李成桂的威化岛回军也同样以小不可逆大，夷不可犯华为义理依据，最后取代高丽而建立朝鲜王朝。因此，朝鲜建国本身与华夷之辨的大义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经过朝鲜王朝早期的磨合之后，朝鲜与明朝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事大关系。特别是在1592~1598年壬辰倭乱中，明朝对朝鲜施以援手，朝鲜将此视为“再造之恩”，“崇明”、“尊华”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小中华”的自我认同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经历壬辰倭乱的儒学家鲁认在宣祖32年（1599年）5月13日的日志中这样写到：“我国虽曰番邦，檀君与尧并立，与中国比肩内附，故武王特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而吾道东者久矣…事大以诚，与诸夏无异…三纲五伦，礼义廉耻可轶于三代之上，故得称小中华之名素矣…”在此后的明清交替中，华夷观念支配下的朝鲜王朝在内政外交上的显示出僵化的一面，导致推行中立政策的光海君被驱逐，并招来了后金的两次入侵。明朝灭亡后，朝鲜在现实中对清朝事大，思想上却对已经不复存在的明朝事大。这种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其间朝鲜的君主和士大夫们甚至抱有北伐讨清的不切实际之想。面对被视为“蛮夷”的清朝占据中原的“华夷变态”之局，朝鲜王朝的不少儒学家认为朝鲜继承了“中华”的嫡统，这种观念被部分韩国学者称为“朝鲜中华主义”。

不难看出，进入李氏朝鲜时代后，事大外交的基础逐渐从基于实力对比的敌友观转向基于文化认同的文明观，华夷观念和事大的结合更加紧密。日本殖民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文一平（1888~1939）批判说，事大的性质在朝鲜王朝发生改变，朝鲜王朝之前的事大是一时性的外交辞令，在牵涉到利害关系时坚持自己的主张，难以和平解决时不惜一战，但进入朝鲜朝以后蔓延的事大主义将“尊华”这个奇怪的主义视为金科玉律，对中国“一意承顺，绝对服事”，显现出彻头彻尾的“奴隶性”。程朱理学孕育的“混同彼我的尊华主义”麻痹了朝鲜人的“国际慧眼”。文一平的评价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它反映出朝鲜王朝对外观念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逆转，文明观的影响力超过了敌友观，达到了鼎盛。关于这一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朝鲜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思考。

国内方面，儒家思想获得支配地位对文明观的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三国时代到朝鲜时代，朝鲜半岛的思想界一直是民间信仰、儒家、佛教和道教等元素“混在”的“重层”结构。直到高丽末期的新儒学家对佛教进行彻底的批判之前，佛教一直是高丽思想界的主旋律，而儒家思想只是“辅助音”。经历高丽末和朝鲜初之后，儒家思想才占据了思想界的“霸权”。特别是朱子学的传入使朝鲜儒学在形而上学（性理学）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使其成为集伦理、历史观、制度论和形而上学于一身的综合性思想体系。

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唯一思想”，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自然成为了“文明”的标尺，这必然会加深华夷有别的观念。另一方面，以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礼义”观和“礼治主义”是朝贡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朝贡体系的发展本身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从国内社会放大到国际社会的结果。随着儒家思想在朝鲜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事大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的一面得到加强，作为一种外交策略的一面则被削弱。

宋时烈（1607-1689），朝鲜王朝中期的重臣和儒学大家，对外主张尊明伐清

外部环境方面，单一的中原王朝对单一的朝鲜半岛国家的地缘结构客观上削弱了敌友观在对外观念中的地位。韩国学者张寅性认为，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上曾存在过4种势力结构，分别为：a.单个大陆国家和单个朝鲜半岛国家互动的结构（唐朝与统一新罗、元朝与高丽、明清与朝鲜王朝）；b.多个大陆国家和单个朝鲜半岛国家互动的结构（宋辽、宋金对峙期、元明交替期和明清交替期）；c.单个大陆国家和多个朝鲜半岛国家互动的结构（隋唐与朝鲜半岛三国）；d.多个大陆国家和多个朝鲜半岛国家互动的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朝鲜半岛三国）。根据结构类型的不同，朝贡·册封制度和事大的理念起作用的形式也会不同。在d的势力结构中，寻求国家生存的敌友观优先发挥作用，事大成为务实的生存手段。而在a的势力结构中，单个中原王朝和单个朝鲜半岛国家构筑起稳定的等级制安全共同体，国家的安全感提升，敌友观逐渐淡漠。正是因为这种安全感，朝鲜王朝仅保留了有限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明代，朝鲜王朝的军事力量仅足以维持国内治安，而且在经历日本入侵之后仍然如此。根据帕克（Eugene Y.Park）的统计，朝鲜只保有一支由“一万个具有战斗能力的士兵”组成的部队，而这一数量是国内安全和治安所需要的最小值。敌友观的相对削弱扩大了文明观在对外观念中的作用空间，使其成为了服务于朝贡体系的理念工具。

05

从开港到朝鲜王朝的灭亡：敌友观的回归和近代文明观

19世纪60年代以后，朝鲜王朝逐渐脱离朝贡体系，进入到欧美列强主导的近代条约体系之中。随着安全环境的恶化，敌友观再次成为对外观念中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以欧美文明和日本经验为标杆的近代文明观逐渐取代了传统了华夷观念。

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日本的步步逼近使朝鲜人认识到自己处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之中。朝鲜的有识之士纷纷改变了对外部世界的根本理解，以华夷观为基础的对外观念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着眼于国家间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的敌友观恢复了以往的重要性。敌友观的回归在政治话语中的典型表现是“春秋战国”的比喻被广泛运用。1866年，开化派的启蒙者朴珪寿对自己的弟子，后来同样成为朝鲜政界核心人物的金允植说到：“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夕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会盟征伐，将不胜其纷纭矣，我国虽小，处东洋之纽枢，如郑国之在晋楚之间，内治外交，不失机宜，则犹可自保，不然则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谁咎焉？”诸强并峙的“春秋列国”取代了华夷有别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成为了朴珪寿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识。将朝鲜视为处于“晋楚”之间的“郑国”，这在当时也是比较罕见的自我认识。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春秋战国”成为了朝鲜统治阶级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识。高宗在拆除斥和碑的纶音中指出：“舟车遍于地球，条约联于万国，以公法相持，有似乎春秋列国之世”。而激进开化派的领袖朴泳孝在1888年的《建白书》中指出：“方今宇内万国，猶昔之战国也，一以兵势为雄，强者并其弱，大者吞其小…”正是在敌友观的引领下，朝鲜的有识之士积极采纳“以夷制夷”、“永久中立”、“均势”等外交策略，为保全国家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敌友观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文明观的彻底衰落。一方面，卫正斥邪论者还在固守传统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带来的震撼彻底改变了激进开化派对普世文明的理解，使其重新界定“文明”和“野蛮”。1899年2月刊登于《独立新闻》的评论文章很好地体现了世界各国在开化派心中的位次。文中指出：“现今东西洋各国都有排位。第一等是文明国，其次是开化国，再其次是半开化国，最后是未开化的野蛮国。世上普遍认为，英格兰、美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是第一等的文明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丹麦、荷兰等国为开化国，大韩、清国、泰国、波斯、缅甸、土耳其和埃及等为半开化国，此外也有多国。野蛮国则不值一提。”对四个文明层级的区别，文中做出如下描述：“文明国意味着该国的法律章程和治理开明而公平，没有无知的百姓，人人都有自由权利，国家成为理想世界，与尧舜时代无异。所谓开化国是指该国的政治和文明国相同，但有一点路途还没走完，需快马加鞭加以追赶。所谓半开化国是指该国的政治和风俗或有美善之处，但十之五六皆为未开化之事。而野蛮国则不知礼义廉耻，与禽兽无异，专行凶暴之事。”开化派的文明观与其说是对“华夷有别”的传统文明观的颠覆，不如说是华夷观念在近代的变形。

除了普世文明观的变化以外，相对文明观的兴起也是值得关注的。随着“亚洲连带”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传入，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将自己视为“东亚黄种人”，将“欧洲白种人”置于敌对阵营。1898年4月《独立新闻》的一篇文章认为：“欧洲各国虽在欧洲范围内互相争斗，但若有亚洲或美洲国家进犯欧洲，则必停止争斗，一致御敌…因此，亚洲各国也应该尽共处一个大陆的义务和情义，相互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大韩、日本和清国非旦共处于亚洲，而且同种，身体和毛发相同，通用文字，风俗也有很多相同。三国应当特别亲密交往，相互保护和帮助，无论如何以欧洲的学问和教育为榜样，同心协力抵御欧洲的侵犯，这样才能避免东洋成为欧洲的属地。”

反映20世纪初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争霸的漫画

具有近代特点的普世文明观、相对文明观与敌友观一道，共同构成了朝鲜王朝最后50年的对外观念主干。它们之间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性集中体现在朝鲜人对日本的观念中。从敌友观的角度上看，日本无疑是对朝鲜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而从普世文明观的角度上看，日本是朝鲜的学习对象，在相对文明观的角度上，日本则是“同文同种”的友邦。朝鲜对日认识的矛盾性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被日本殖民化的过程。

06

结语

全面论述一国的对外观念变迁史是一项庞杂的工作。本文以国际政治学层面的对外观念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敌友”和“文明”这两个基本线索对20世纪以前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变迁做出简单梳理。尽管本文的论述并不涉及日韩合并以后的朝鲜半岛历史，但显而易见的是，敌友观和文明观在进入20世纪以后依然是理解朝鲜半岛对外观念的重要线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探索朝鲜半岛对外观念的历史规律以及对当下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朝鲜半岛的诸多焦点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亟待加强研究的领域（注释略）。

作者李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于《当代韩国》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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